关于云南青年诗人作品联展的讨论(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胡兴尚(《滇池》编辑):诗歌与时代,亦如诗歌与人本身,二者表层上应该是相互发现互相成就的关系。作为生命本体,安于客观现实,沉迷身心本能,
胡兴尚(《滇池》编辑):诗歌与时代,亦如诗歌与人本身,二者表层上应该是相互发现互相成就的关系。作为生命本体,安于客观现实,沉迷身心本能,现状终需要突破,本能亦应该拓延。我们之所以不是一堆客观的肉体,因为我们有思想和诗意。下品的诗歌仅仅是呈现人本身,呈现客观时代,它只是为我们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为什么、该如何”的问题。上品的诗歌要表现人本身,进一步表现时代,它不止开掘我们内心的“暖意”,还翻找和调养我们心里的“暗面”。它不止是“感性”的,更是“知性”的。它不仅是时代的“霓虹灯”,也应该是时代的“顽瘤”。好的诗歌可能应对坏的时代,但它们终究能调和共生,反之亦然。
祝立根(《边疆文学》编辑):诗歌里的现代性是诗歌审美的核心之一,因为这几乎是个体生命在时代大潮下能够凸显的不多的印记之一。诗人应该明白时代是什么,拨开迷雾看见真相很重要。同时诗人也应该深究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因为人性几乎是恒久不变的,它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也将会贯穿人类的未来。而时代对人性天平的影响,对个体生命的左右,乃是诗人应该留意的地方。
纪梅(云南大学文学博士):我发现有很多诗人书写了底层经验的悲苦。值得一提的是,底层经验并不仅仅陷于乡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也有着不少于乡村的苦难和残酷。在这些稿子中,我读到一位叫刘常德的诗人——他同时是一位银行职员——所写的一首诗:《办工资卡的服务员》。作为银行职员的诗人目睹了一位前来办理工资卡的服务员前后四次填错自己的职业栏——他总是不能忘记自己“服务员”的身份。诗人用冷峻的笔调白描了这个一错再错的过程,也将服务员如被宿命捉弄的挫败感一笔一笔刻画在纸上,让人读来不免心生同情和悲悯。然而也有诗人在写作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时,能够用诗意的语言将其绘制成和谐幸福的“桃花源”,令人读来恍若“隔代”,就是感觉我和他之间,那种时代带给我们的公约性的感受被什么东西阻隔了。
五、诗学:传统与新质
主持人宋家宏:这次来稿范围很广,从年龄上看,从40余到20来岁都有,涵括了几个代际。职业更为广泛,大家所受到的诗歌传统影响不同,诗学理念也不同。我们当然也能看到云南几位重要诗人对他们的影响,比如于坚、雷平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创作时,又力图有所创造,为诗歌增添新质。想请各位从这个方面说说你们的看法。
陈林(云南大学博士后):一个诗人赓续什么样的写作传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传统当然不是“考古学的复制品”,不是死在文本里的传统。谈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到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思考。这次联展的不少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诗学表情。比如我在祝立根的兴辞学中看到唐诗的气象,红布条儿则是“以禅喻诗”的传统,张伟锋的诗作颇有道家风范,一行的诗则可以归为他所说的哲学诗的传统,余文飞的诗像雕塑一样,我称他为雕塑家诗人。我认为“新质”往往是个体生命在与传统和时代对话中的个人创造力的产物。只有那些最大限度地与历史传统和文化现实发生关联,同时又能不断克服自身及其环境的局限性的写作者,才是最可能提供“新质”的写作者。这次联展中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说到底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些“新质”。
纪梅(云南大学文学博士):传统与新质,这一对互相砥砺的词,当然可以并生于诗人的笔下。在我读到的联展诗歌中,有一些诗人,或受过良好而系统的诗歌教育,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经验,都能够在处理公共性的“传统”题材时,写出个人性的“新质”来。下面的话应该是老生常谈了:“新质”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基于传统的土壤所长出的健康的新芽。
祝立根(《边疆文学》编辑):我非常同意纪梅的观点。除了审美、文本等技艺养分的学习与吸收,传统也是现代的重要坐标系,所谓新质的出现,离不开传统的参照和指引,在此也可以把新质理解为现代性,无论东西方诗歌皆如此。但要注意的是,文化不应遮蔽生命,而应该是生命的开瓶器和归藏地。
方婷(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每一种语言的诗歌都有它的出处,汉语诗歌也有它的出处。对传统的理解有几种可能:一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一种是早期现代诗开创的传统;一种是西方诗歌经过汉译以后形成的传统,还有自90年代以后当代诗开创的传统。在当代诗歌中,它更体现为一种混杂的、融合的、没有定型的状态。通过对这些传统的重新理解,诗歌写作也会有新的特质产生。但在写作中,真正的特质一定是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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